中国AI初创公司Manus完成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国际化转型：公司起家于中国，后将总部迁至新加坡，最终被美国科技巨头Meta高价收购。这条路径被视为中国AI企业在当前中美科技竞争格局下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AI领域已成为中美博弈的核心焦点。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加剧，Manus的“变装出海”并成功变现，引发外界关注：这是否会成为其他中国AI公司效仿的模板？

受访专家指出，Manus模式的可复制性取决于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对于体量较小、尚未引起中国政府高度关注、也不依托国内大平台的通用AI Agent公司，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海外大模型接口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类似路径。而对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如DeepSeek），转移海外几乎不可能实现。

据《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等媒体2025年12月31日报道，Meta宣布收购Manus。收购金额未公开，但据传可能超过20亿美元，交易仅用10天即达成。Meta发言人表示，交易完成后，Manus将不再保留任何中国所有权，并终止在中国的一切服务和运营。

Manus创始人兼CEO肖弘（1992年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创业初期在武汉起步。两位联合创始人分别为90后季逸超（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毕业）和85后张涛（重庆邮电大学毕业）。Manus这款通用AI智能体于2025年3月推出，母公司为2022年成立的蝴蝶效应科技有限公司。其核心特点是能在极少人工干预下自主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工具并完成复杂流程，与传统大模型（如ChatGPT、DeepSeek）不同，它更强调自主思考而非仅依赖预设规则。

2025年4月，Manus获得美国风投Benchmark领投的7500万美元融资，但该投资随后受到美国财政部审查，因为当年1月生效的“反向CFIUS”规则限制美国资本流入中国AI、半导体和量子技术领域。

关键转折发生在2025年6月：Manus宣布将总部迁至新加坡，同时裁减中国员工，此举有效淡化了中国背景，为后续全球化铺路。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分析称，Manus通过第三国中转最终售予美企，既受地缘政治驱动，也出于商业考量。适合采用此模式的企业通常具备两个特征：规模较小、未进入政府核心视线，且业务为基于海外大模型的AI Agent。由于国内大模型整体实力与国际仍有差距，留在国内可能无法自由接入国际领先模型。

沈萌进一步指出，如果企业已发展到一定体量或如DeepSeek般一鸣惊人，政府不会允许其转移。Manus选择外迁的核心原因是业务高度依赖多家长模型接口，留在中国会受到明显限制。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认为，这起收购本质上是中美科技脱钩、地缘政治围堵加剧背景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无奈但现实的选择。它既反映了应对外部壁垒的被迫，也凸显了中国技术急于走向全球市场的迫切需求。这种模式可能开启中国科技企业国际化新范式：在“中国+N”布局下，通过中立国家设立据点，淡化地域标签，规避审查风险，同时对接国际资本与市场。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剑则表示，中国政府并无意严格管制AI企业出海，“如果真要管，早就在企业迁往新加坡时就能阻止”。他指出，DeepSeek、通义千问等模型的开源实践，显示中国在AI发展上保持相对开放态度。

中国AI公司出海的无奈

Manus的案例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一个残酷现实：对于许多中国AI初创公司来说，只有彻底离开中国本土、淡化中国标签，才有可能在全球市场上真正活下去并实现高价值变现。留在国内，特别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小公司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

首先，政府对初创AI公司的扶持远远不够。表面上看，中国有各种产业基金、税收优惠和人才计划，但这些资源往往向头部企业、大平台（如阿里、腾讯、百度、字节）严重倾斜。真正草根的早期创业团队很难获得实质性支持：申请资金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额度有限，且常常附带严格的合规要求和数据安全审查。对于AI这种需要巨额算力、数据和长期投入的赛道，小公司根本烧不起钱。相比之下，美国有成熟的VC生态，Benchmark这样的顶级基金敢于在早期重仓，而中国的小创业者更多时候只能靠自有资金或小额天使轮苦苦支撑。一旦进入政府“视线”，反而可能面临更多监管约束，而不是真正的助力。

其次，小公司的盈利模式极不成熟，国内环境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AI Agent、通用智能体这类创新产品高度依赖全球最领先的大模型接口（如OpenAI、Anthropic、Google的模型）。但在中国，受网络主权、数据出境和对外技术合作的限制，企业很难自由、稳定、低成本地调用海外模型。结果就是产品竞争力受限，用户体验打折扣，难以形成正向现金流。国内市场虽然庞大，但竞争白热化，价格战严重，加上大平台通过开源或低价策略快速收割市场，小公司很难找到可持续的付费场景。许多创业者发现，留在国内只能做“内卷”中的陪跑者，很难实现商业闭环。

Manus的成功恰恰证明了“出海即生”的逻辑：迁到新加坡后，公司得以更自由地接入国际模型、吸引全球人才、对接美国资本，最终在短时间内被Meta以天价收购。如果继续留在中国，即使技术再优秀，也很可能被地缘政治壁垒和资源分配不均拖死——要么被大厂并购消化，要么在监管与市场双重压力下缓慢萎缩。

当然，大公司如DeepSeek、通义千问有国家战略支持，可以在国内做大做强。但对绝大多数初创团队而言，Manus模式几乎是唯一的高价值退出路径。这不是企业家的“不爱国”，而是残酷现实逼迫下的理性选择。如果国内政策不能在早期扶持、开放接口、减少地缘政治干扰上做出实质改变，未来更多优秀的中国AI创业项目恐怕只能选择“离开才能活下去”。这对中国AI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其实是一种隐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