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ther 公司在获得美元资金后发行等值的 USDT。其操作模式为：将 80% 的美元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在此过程中，USDT 作为链上数字货币看似 “凭空创造”，而具有实际购买力的美元则转化为资产形式。

简单来说，1 美元通过该机制演变为 1 枚 USDT 和价值 1 美元的国债。

潜在的货币乘数效应

若 USDT 仅在加密市场流通而不进入美国实体经济，这一机制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当 USDT 被允许用于美国境内支付、深度参与经济循环时，问题便显现出来：

Tether 通过发行 USDT 从市场吸纳的美元，以数字货币形式重新流入市场；

同时，原有的 1 美元被用于购买国债。

这意味着1 美元的基础货币通过 “美元→USDT + 国债” 的路径，在账面上创造了 2 美元的流动性，实现了 “1=2” 的信用扩张效果。

与杠杆逻辑的相似性及金融影响

1 美元的信用一方面通过国债形成资产锁定，另一方面通过 USDT 在数字经济中持续流通。这一模式与蚂蚁金服曾采用的循环杠杆逻辑相似，本质上属于金融系统中的 “资产锚定 + 再投资杠杆” 机制，推动美元信用以乘数效应扩张。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扩张具有自我强化特性：新增的 1 美元流动性可能再次被用于发行稳定币，进一步推高市场流动性。由此，Tether、Circle 等私人企业实质上扮演了 “小型美联储” 的角色。

稳定币与美元霸权的新纽带

若美国政府（如特朗普政策）大力推动稳定币在本土流通，可能形成 “美元→稳定币→国债” 的全民化债务循环：

稳定币成为主流货币，数字资产取代黄金成为新的信用锚定物；

借助链上资产的全球流动性，美国可锁定外部资本、提升债券购买力，同时缓解本土通胀压力；

率先主导稳定币的国家，将掌握 “债务吸尘器” 般的金融工具。

当前全球稳定币规模已超 1500 亿美元，但其系统稳定性、透明度及监管框架仍存争议。这也是中国内地对其保持谨慎态度的重要原因。

稳定币：货币体系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锚定物演变与信任裂变

在传统货币体系中，锚定物是信任体系的核心。美元霸权的形成伴随三次锚定物的转变（黄金→石油→流动性），其本质逐渐从实物转向虚拟化信用。稳定币的兴起看似是美元的数字化延伸，实则是对传统信用体系的平行挑战 —— 在东南亚、中东等通胀高企地区，年轻人已普遍使用 USDT 进行跨境汇款和虚拟资产交易，主权货币在这些边缘地带正逐步 “隐退”。

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提出：货币不应由国家垄断，而应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多元发行机制（反格雷欣法则）。稳定币的发展无意中契合了这一思想，但其设计仍面临 “三元悖论”（安全、效率、去中心化无法兼得）：

多数稳定币仍锚定美元，依赖传统主权信用；

部分项目（如 DAI）尝试通过智能合约、算法机制构建去中心化锚点。

信任体系正从单一国家信用，向 “储备资产 + 算法模型 + 治理共识” 的多元结构裂变。

风险与监管困境

稳定币的快速扩张暗藏风险。2023 年 3 月，USDC 因 33 亿美元储备存于倒闭的硅谷银行而脱锚，引发市场恐慌与大规模赎回，暴露了即使宣称 “1:1 储备” 的机制，在极端情况下仍可能因兑付危机引发系统性风险。

香港的稳定币法案采取 “主权信用 + 技术信用” 的混合监管模式，本质上是平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制度性尝试，而非完全拥抱 Web3。

加密资产与主权货币的博弈

当前比特币价格突破 10 万美元（写作时价格为 105,769.16 美元，市值约 2.1 万亿美元），而美债规模达 36.56 万亿美元。若参照 Tether“80% 储备买国债” 的逻辑，比特币市值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面临地方债务压力（2024 年政府债务总额约 94 万亿元人民币，占 GDP 的 77.1%，城投债风险敞口显著），但通过加密资产或数字人民币实现流动性外溢的路径难以推行：

放松加密监管可能削弱金融集权，与 “安全优先” 的体制逻辑冲突；

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需在监管独立性、货币政策等方面做出妥协，触及制度核心。

哈耶克半个世纪前的洞见依然适用：国家倾向于垄断货币解释权，即便其信用基础已逐渐松动。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冲击，本质是技术革命与传统金融秩序的碰撞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而如何在创新与安全间寻找平衡，将决定全球货币体系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