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在5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再次唱空中国。

其中以下这段话，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消费者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技术进步的放缓，导致回报递减，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高水平投资支出已经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曾在一段时间内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膨胀的房地产行业掩盖这些问题，但这个游戏似乎已经结束了。

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而增强消费需求。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奇怪地不愿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他仍然专注于生产而非消费。

我看到，很多人在群里以图片的方式转发这段话。希望上面，也能够学习美国或者香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给老百姓发钱，来刺激消费，而不是发国债收房储，或者降低房贷利率让韭菜上车去库存，给房企和银行，地方政府脱困。

保罗·克鲁格曼是我非常不喜欢的左派的经济学者。他的那套逻辑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强调的，印钞刺激消费，只不过这里他说的是印钱发给老百姓。

「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美国在疫情的时候，就印钱给所有人，很多国家学习，因为政府封控了城市，不让大家出来，大家赚不到钱，所以印钱给大家用。美国也是债务上的国家，政府发国债，老百姓有消费债（信用卡）和房贷，学生有学贷，企业也有贷款。如果几个月不出门，大部分都人都要面临违约，而且消费都会出现问题。

且不说，美国Lockdown的方式对错，他们普遍撒钱的做法，已经造成了很大的问题。第一就是当时很多有钱的人，把多余的钱投向了股市和加密，造成了资产泡沫，接下来放开后，美国出现了9.2%的通货膨胀。直到现在还在，美联储还在抗通胀。有人说，按人头发钱不对，应该只发给穷人，问题是美国3亿人，如果仔细去分清楚，管理的成本就太高了。像香港这种小地方，都是无法做到，区别地发钱。

当时，美国印钱发钱，中国给输送去远远不断的商品，让中国在2020-21年的出口成绩亮丽，但也导致了此后中国过剩的产能。

那么，中国要听克鲁格曼的话，把收入转移到家庭么？我个人认为财富再分配的方式肯定是不合适的。普遍发钱，更加不合适。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地方财政已经没有钱了，破产了，他们自己都对付不了地方债的问题，省和直辖市都是赤字，收入低于支出，另外地方债高达100万亿。也别指望中央帮忙，2021年的时候，国家财政部就说了不救助地方债务危机，所谓“谁家的孩子谁家抱”。

那么，既然发不了钱，怎么能让居民端有钱呢？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就当回国师来建议几招

第一，给老百姓减负，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收税门槛，比如提高月收入2万以上才缴纳所得税，给企业减少社保负担。先执行几年再说。这样老百姓压力少了。

第二，给企业减负，减少税费，减少管制，减少罚款，放松给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民营企业解决了80%的就业，你给民营企业开绿灯，他们就会招聘更多员工，老百姓手上就有钱了。

第三，充分利用好已有的，政府的教育拨款，不要增加什么教学设备，减少学校体系的行政人员，增加教师的工资，而是放松学生入学标准，甚至补贴学生，用所谓学校券，允许更多的职业培训学校开办，彻底放开教培行业，这样家庭没有人担心教育没有钱，也不一定要抢学区房。

第四，放弃过去的等级制的医保制度，所谓高级干部享受的更高更好的医疗护理，更好的医疗护理留给商业保险，而不是政府来承担。公平且合理利用社保职能，让底层的老百姓就医无忧。放开民营的慈善机构的管制，让他们可以帮助到患有重疾却支付不起医疗费的无高端医保的穷人。

第五，国企私有化。把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资产以及所谓的国企卖给民营企业，卖给外资企业，这是彻底给地方政府化债。

第六，地方政府必须大幅减支（减少基建，补贴，福利支出），内部大量裁员。吃财政的人太多了，这都是纳税人的钱养的，是土地财政养的，高房价的红利和好处都给官僚阶层。裁掉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怎么办？学习小平同志的下海政策，他们是社会精英，高学历，应该进到社会大潮中，去创造财富，而不是做财政的寄生虫。

第七，只允许民营企业上市，只有当国企大部分股份在一级市场私有化后，才允许上市，股市实现全面注册制，宽进严出。

第八，央行储备资产主要为黄金和比特币，人民币以黄金或者比特币为锚，不再乱印。

这几招下来，民进国退基本完成，财富就从国家的体制里，转移到了老百姓口袋里，消费自然起来了。安居乐业也不远了。

鲁克：写于6月14日

附：

最近关于财政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激烈讨论：财政收入的40%都用来供养8000万的体制内人员，那为什么占到人口总数不到5%的人却花掉了国家财政收入的40%？财政供养人员8000万！供养的人实在太多了，这种分配现象引发了大家对税收分配的公平性的质疑，这也是为何目前如此多的年轻人追捧公务员的原因。

第一财经 8月23日发表文章《多省份公布前7月财政数据，如何缓解财政收支矛盾？如何缓解当前地方财政收支矛盾？》：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建议，首要还是加强财源建设，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式，增强地方财政的造血功能。其次优化支出结构，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前提下，合理调整支出结构，优先保障重点支出和刚性支出，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今年地方继续过紧日子，且相关规定更加细致。比如今年苏州出台新规，要求高铁沿线公务出行原则上不安排公务用车和租车保障，公务接待安排在机关食堂的，原则上提供同餐次职工餐菜品。

安徽要求今年省级继续按照“只减不增”原则安排“三公”经费预算，公用经费压减5%，2024 年省级非重点、非刚性支出较上年压减26.8亿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今年至少有21个省级政府削减了公务用车预算。 贵州省省长承诺将本省政府运营开支削减15%。

看来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要缩减开支，这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