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美国关税政策演变：经济、政治与全球贸易的交织过去 100 年，美国关税政策犹如钟摆，在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来回摆动，深刻影响着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格局。这一历程不仅反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起伏、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还与国内不同时期的需求紧密相连。

回溯到 20 世纪 20-30 年代，一战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内工业迫切需要保护。1922 年的福特尼 - 麦坎伯关税法率先大幅提高进口商品税率，旨在扶持农业和制造业。然而，这一举措引发贸易伙伴强烈报复。1930 年的斯穆特 - 霍利关税法更是将平均关税推高至近 60%，覆盖数千种商品。其初衷是保护美国经济，却适得其反，全球贸易量在 1929-1934 年间锐减约 66%，美国经济因出口受限进一步跌入深渊，高关税成为大萧条恶化的催化剂，也促使各界深刻反思保护主义的危害。

提案斯穆特 - 霍利关税法的两位众议员

二战后，美国站在了推动全球经济重建的前沿，出于对抗苏联、巩固西方阵营的战略考量，积极倡导自由贸易。1947 年，美国主导建立关贸总协定（GATT），开启了全球关税下降的征程。在 1947-1994 年间，GATT 的八轮谈判让全球关税水平大幅降低。1962 年，肯尼迪政府凭借贸易扩张法获权大幅削减关税，推动 “肯尼迪回合” 谈判，使美国关税在 1964-1967 年间平均下降 35%。美国成功从保护主义阵营转向自由贸易倡导者，关税降至历史低点，全球贸易迎来高速增长期，美国出口行业也从中受益匪浅。

20 世纪 70-80 年代，日本、德国等国经济迅速崛起，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制造业面临严峻竞争压力。1971 年尼克松冲击下，为扭转贸易逆差，尼克松政府短暂加征 10% 进口附加税，试图迫使贸易伙伴货币升值。里根政府时期，对日本汽车、钢铁等行业实施 “自愿出口限制”，并针对性加征关税，如 1987 年对日本电子产品加征 100% 关税。不过，这些选择性保护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行业压力，却未能阻挡全球化浪潮，贸易逆差依旧持续扩大。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速，美国全力推动自由贸易协定。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构建起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零关税区，有力促进区域贸易。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 GATT，美国持续奉行低关税政策。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双边贸易额激增。小布什时期虽短暂加征钢铁关税，但因欧盟报复和 WTO 裁决迅速取消。这一时期美国关税长期保持在低水平（平均约 3-5%），不过对中国贸易逆差快速攀升，2008 年高达 4190 亿美元，引发国内保护主义情绪抬头。

2010 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制造业，中国的崛起进一步加剧贸易失衡，民粹主义也随之兴起。特朗普执政期间，2018-2020 年掀起关税战，对全球范围加征关税，重点针对中国，对 25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25% 关税。2020 年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增加采购，但效果未达预期。拜登政府上台后，保留大部分特朗普时期关税，调整部分豁免政策，同时推行 “友岸外包”，着重强调供应链安全。特朗普第二任期提议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关税，如 2025 年 4 月威胁 104% 关税，可部分关键品类（如手机、电脑）迅速获得豁免，凸显经济现实对高关税政策的约束。关税战不仅推高美国国内物价，部分产业回流计划受阻，还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构，然而美国贸易逆差依然高企，2023 年对华逆差约 2790 亿美元。

纵观百年，美国关税政策呈现明显周期性波动。高关税时期常引发贸易伙伴报复，导致贸易萎缩，损害自身经济；低关税虽促进贸易增长，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贸易逆差。如今，在全球化退潮背景下，美国试图借助关税重塑供应链，可国内产业基础薄弱以及消费者成本上升等问题，极大限制了政策实施空间。美国关税政策何去何从，仍将在经济利益、政治考量与全球贸易关系的复杂博弈中探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