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美国关税政策演变:经济、政治与全球贸易的交织过去 100 年,美国关税政策犹如钟摆,在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来回摆动,深刻影响着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格局。这一历程不仅反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起伏、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还与国内不同时期的需求紧密相连。
回溯到 20 世纪 20-30 年代,一战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内工业迫切需要保护。1922 年的福特尼 - 麦坎伯关税法率先大幅提高进口商品税率,旨在扶持农业和制造业。然而,这一举措引发贸易伙伴强烈报复。1930 年的斯穆特 - 霍利关税法更是将平均关税推高至近 60%,覆盖数千种商品。其初衷是保护美国经济,却适得其反,全球贸易量在 1929-1934 年间锐减约 66%,美国经济因出口受限进一步跌入深渊,高关税成为大萧条恶化的催化剂,也促使各界深刻反思保护主义的危害。
提案斯穆特 - 霍利关税法的两位众议员
二战后,美国站在了推动全球经济重建的前沿,出于对抗苏联、巩固西方阵营的战略考量,积极倡导自由贸易。1947 年,美国主导建立关贸总协定(GATT),开启了全球关税下降的征程。在 1947-1994 年间,GATT 的八轮谈判让全球关税水平大幅降低。1962 年,肯尼迪政府凭借贸易扩张法获权大幅削减关税,推动 “肯尼迪回合” 谈判,使美国关税在 1964-1967 年间平均下降 35%。美国成功从保护主义阵营转向自由贸易倡导者,关税降至历史低点,全球贸易迎来高速增长期,美国出口行业也从中受益匪浅。
20 世纪 70-80 年代,日本、德国等国经济迅速崛起,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制造业面临严峻竞争压力。1971 年尼克松冲击下,为扭转贸易逆差,尼克松政府短暂加征 10% 进口附加税,试图迫使贸易伙伴货币升值。里根政府时期,对日本汽车、钢铁等行业实施 “自愿出口限制”,并针对性加征关税,如 1987 年对日本电子产品加征 100% 关税。不过,这些选择性保护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行业压力,却未能阻挡全球化浪潮,贸易逆差依旧持续扩大。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速,美国全力推动自由贸易协定。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构建起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零关税区,有力促进区域贸易。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 GATT,美国持续奉行低关税政策。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双边贸易额激增。小布什时期虽短暂加征钢铁关税,但因欧盟报复和 WTO 裁决迅速取消。这一时期美国关税长期保持在低水平(平均约 3-5%),不过对中国贸易逆差快速攀升,2008 年高达 4190 亿美元,引发国内保护主义情绪抬头。
2010 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制造业,中国的崛起进一步加剧贸易失衡,民粹主义也随之兴起。特朗普执政期间,2018-2020 年掀起关税战,对全球范围加征关税,重点针对中国,对 25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25% 关税。2020 年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增加采购,但效果未达预期。拜登政府上台后,保留大部分特朗普时期关税,调整部分豁免政策,同时推行 “友岸外包”,着重强调供应链安全。特朗普第二任期提议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关税,如 2025 年 4 月威胁 104% 关税,可部分关键品类(如手机、电脑)迅速获得豁免,凸显经济现实对高关税政策的约束。关税战不仅推高美国国内物价,部分产业回流计划受阻,还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构,然而美国贸易逆差依然高企,2023 年对华逆差约 2790 亿美元。
纵观百年,美国关税政策呈现明显周期性波动。高关税时期常引发贸易伙伴报复,导致贸易萎缩,损害自身经济;低关税虽促进贸易增长,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贸易逆差。如今,在全球化退潮背景下,美国试图借助关税重塑供应链,可国内产业基础薄弱以及消费者成本上升等问题,极大限制了政策实施空间。美国关税政策何去何从,仍将在经济利益、政治考量与全球贸易关系的复杂博弈中探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