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压力反复震荡的当下，财政刺激几乎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增长一放缓，呼吁加码；数据一回暖，证明“药方有效”。这种循环，在中国的政策讨论中已经持续多年。但问题是，如果这剂“强心针”打得太频繁，身体真的能承受吗？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晓曙，近日给出了一个并不讨喜、却异常清醒的答案。他警告，如果中国继续依赖短期刺激来满足长期增长目标，最终可能不是“稳增长”，而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债务危机。

他的批评，直指当前政策讨论中颇为流行的“赤字鸽派”逻辑。在这种逻辑下，财政赤字被视为解决问题的最佳工具。只要增长承压，就该多举债、多花钱。正是在这种共识推动下，中国2025和2026年的官方财政赤字率被设定为4%，不仅创下历史新高，也比2024年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

支持这一方向的学者并不少。他们都认为，为了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中国未来十年都将维持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他们看来，只要目标足够重要，赤字就不是问题。

但刘晓曙恰恰认为，这种思路本身就是问题的起点。他形容，当前学界和产业界形成了一种几乎自洽的叙事：经济一旦下行，立刻呼吁刺激；刺激一上，数据回暖，便将功劳归于政策；等刺激效应消退、增长再度承压，新一轮刺激的呼声又开始出现。循环往复，却很少有人追问，这条路究竟有没有终点。

“短期有效，不等于长期有效，”刘晓曙反复强调，“短期的加总，并不会自然变成长期的成果。”在他看来，把短期刺激简单线性地叠加，幻想由此换来长期繁荣，是一种危险的误判。

这种误判的第一个后果，是市场被逐步“驯化”。当财政补贴和宽松货币成为常态，价格信号开始失灵，企业和居民的行为逻辑也随之改变。企业不再围绕效率和创新决策，而是围绕政策预期；只要补贴还在、融资还松，低效率也可以继续存活。

由此，“僵尸企业”被不断续命，有限的资源被锁死在低生产率部门，真正具备竞争力的新企业反而难以成长。刘晓曙直言，与其耗费资源维持这些企业，不如让它们在竞争中自然出清，为产业升级腾出空间。

在居民端，风险同样在悄然累积。当前刺激消费的重要路径之一，是通过政策干预股市和房地产，制造所谓的“财富效应”。但刘晓曙提醒，这种由货币刺激制造的财富幻觉，很可能诱导居民过度或提前消费，透支未来收入、并想当然的认为还能降低持续上升的居民储蓄。但一旦刺激退出，债务压力反而会压缩消费，对经济形成反噬。

不过，真正让他感到担忧的，是这一切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终点——债务。

持续依赖举债来支撑短期刺激，意味着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未来利息支出持续增加。当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被用于还本付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空间就会被挤压。一旦市场开始质疑政府的偿债能力，投资者信心下降，融资成本上升，债务负担反而加速恶化，形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

刘晓曙并不讳言这种路径的终极风险：如果走到极端，完全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对经济造成长期而深远的冲击。

历史并非没有给出警告。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后，长期依靠大规模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试图“熨平周期”，结果却是大量资金投向低效公共工程和僵尸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乏力，经济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停滞，同时公共债务不断膨胀。

欧洲的债务危机同样说明问题。希腊等国长期通过财政赤字和外部借款维持增长，却始终没有解决结构失衡和竞争力不足，最终危机爆发，经济深度衰退，财政修复之路异常艰难。

虽然中国经济现状需要一定的财政政策支持，但真正需要的，不是更猛烈的短期刺激，而是更有耐心的结构性调整。决定长期增长的资本结构、技术水平和劳动力质量，不可能靠一次次反复不断“加码”完成，同时，应该减少类似的舆论宣导，以避免误入消费意识的认知误区。

归根结底，刘晓曙提出的，并不是一个激进的主张，而是一种克制。他提醒人们，在焦虑增长的同时，不要忘记增长的代价；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要问一问方向是否正确。短期刺激或许能赢得掌声，但真正决定未来的，往往是那些不那么显眼、却更艰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