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推行大规模关税举措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显著调整。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年度商品贸易逆差大幅缩减至逾2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对墨西哥和越南的逆差则同步扩大至历史高点。

美国商务部于2月19日（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美对华商品贸易逆差从2024年的2955亿美元收窄至2021亿美元，同比下降近32%。这一变化伴随明显的贸易流向重构：对台湾的商品贸易逆差翻倍增至1470亿美元，对越南的逆差则猛增44%至178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来自台湾和越南的商品目前仍可享受关税豁免。

特朗普政府将关税视为关键杠杆，旨在降低对海外供应的依赖、吸引本土投资，并扭转制造业就业长期下滑的趋势。彭博经济研究指出，美国进口商品的实际平均关税税率已攀升至13.6%，创1940年代以来的最高纪录。

自特朗普首任期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逐步收窄。部分中国出口产品通过墨西哥、越南等第三方市场转口，进一步重塑了亚洲与北美之间的供应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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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据变化印证了关税政策的“挤出效应”确实存在：它成功地把一部分订单和产能从中国转移到了越南、墨西哥、台湾等享有相对优势或豁免的地区，供应链在短短一年内就快速适应，显示全球企业应对贸易壁垒的韧性很强。但从更广视角看，这更多是“转移”而非“消除”——美国2025年整体贸易逆差仅从9035亿美元微降至9015亿美元（降幅仅0.2%），货物贸易逆差甚至创下新高，说明根源不在某个国家，而是美国长期的低储蓄率、高消费倾向以及服务业顺差难以完全抵消货物赤字的结构性问题。

关税确实推高了美国进口品的实际成本（据纽约联储研究，约86-94%的负担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这可能在短期内刺激本土投资和部分制造业回流，但也抬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开支。如果长期无法转化为真实的生产率提升和就业增长，就容易变成“以税养税”的循环，对普通美国人而言未必是净利好。

对中国来说，这是双刃剑：出口压力倒逼产业升级、转向内需和高附加值领域（如电动车、半导体、绿色科技），反而可能加速“去风险化”后的自强。但对全球而言，过度碎片化的供应链会增加效率损失和通胀风险。我更倾向于认为，合理的贸易再平衡值得追求，但最好通过多边谈判、规则共识和国内改革来实现，而不是单边高墙——历史经验显示，保护主义往往能短期见效，却难解长期结构性矛盾。最终，赢家是那些能更快适应新规则、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经济体，而非单纯依赖壁垒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