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迈入 2026 年，四面受压。一方面，面对俄罗斯，在美国逐步抽身的背景下，欧洲既要重建自身的军事力量，又要扩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另一方面，经历多年低迷后，欧洲必须设法重振经济增长，否则不满情绪将继续把选民推向政治光谱的两端；与此同时，欧洲还要在民粹右翼持续施压下，维持其气候转型目标，避免被迫削弱甚至放弃既定承诺。单独看，每一项都已难度不低，叠加在一起，几乎称得上噩梦。

2022 年俄乌冲突，彻底炸碎了欧洲数十年的安全幻觉，而挑战还在持续升级。这一切在 2026 年不仅不会消失，反而可能加剧。特朗普对欧洲盟友态度暧昧，这无疑增强了普京的底气，使其更乐于不断试探底线，试图分裂并削弱北约。

几乎所有北约成员国如今都已达到 2014 年设定的国防开支占 GDP 2% 的目标。但新的门槛已经出现。2025 年 6 月的北约峰会将目标提高到 3.5%。除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外，几乎没有国家真正向选民解释，钱究竟从哪里来。德国是少数相对坦率的国家。新任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将国防开支排除在“债务刹车”之外，并明确提出，最早在 2029 年达到新目标。西班牙则干脆表示，这个新数字并不对自己构成约束。

到 2026 年，欧洲的国防支出将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即便如此，距离法国总统马克龙反复强调的“战略自主”，仍有明显差距。因此，2026 年注定会被一连串争论所主导：额外的军费从哪里来，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又该由谁埋单。粗略来看，战争最初三年，美国和欧洲每年各向乌克兰提供约 500 亿美元支持，如今美国的资金几乎枯竭。即便战争结束，乌克兰仍需要多年援助，而在 2026 年，欧洲政客将无法再回避这一现实。

经济同样是另一场考验。通胀正在回落，利率开始下行，但增长依旧乏力，额外的军费开支并不能带来多少刺激。生产率增长停滞，劳动力老龄化拖累产出，风险投资和高质量岗位不断流向美国和亚洲。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债务占 GDP 比例均已超过 100%。

公共财政早已不堪重负，既要偿还疫情时期累积的债务，又要支付绿色补贴，如今还要承担更高的军费。2026 年压力只会进一步加大，因为薄弱的政府长期无法推动福利削减，又对加税心存恐惧。在法国，马克龙甚至可能通过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试图打破僵局。

德国推出的 5000 亿欧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可能会略微改善市场情绪。新公路、铁路和电网将吸引部分私人投资。整个欧元区预计将迎来温和复苏，经济增速或从 2025 年的 0.8% 回升至 1.2%，但这仍称不上强劲。与此同时，欧洲出口商在美国这一最大市场，仍将面临高关税壁垒。

第三个痛点来自气候政策。欧盟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正遭遇越来越强的阻力。与限制移民一道，反对绿色政策已成为在欧洲各国崛起的强硬右翼的标志性立场。2035 年禁售燃油车、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些目标看起来愈发遥不可及。甚至连原定于 2026 年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也面临被削弱的呼声。如果法国国民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政府在气候议题上被迫重新评估的可能性将进一步上升。

欧洲并非第一次在危机中寻找出路。欧债危机催生了银行联盟和最后贷款人机制，疫情促成了联合举债，乌克兰战争推动了防务一体化。但 2026 年是否会出现同样大胆的突破？遗憾的是，答案看起来并不乐观。

欧洲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先救哪一头”。安全需要钱，增长需要时间，气候转型需要政治资本，而欧洲恰恰三样都不富裕。

过去，欧洲能在危机中勉强达成共识，是因为外部冲击足够大、内部阻力尚可压制；但走向 2026 年，民粹政治、财政约束与地缘风险同时发力，使任何一次“大动作”都代价高昂。某种意义上，欧洲并非缺少正确方向，而是缺少一个愿意承担短期痛苦、并能说服选民买单的现实路径。